撰文
王大鹏
科研与科普的关系通常被比作鸟之两翼，而二者的最佳状态则是两翼齐飞，两轮齐动。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我们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科学技术的普及。
近年来我国科普信息化工程带动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科普和科学传播的组织、机构和个人，而在科普信息化实施的过程中，科研成果向科普转化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2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年）》（以下简称《纲要》），其中提到“建立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机制。继续落实在符合条件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增加科普任务，将科普工作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提高科普成果在科技考核指标中所占比重。”3月10日，全国*协委员、中科院武汉分院*组书记陈平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谈到要“做到每一篇科研论文后面，都有科普文章、书籍、视频。”科研成果的发表不应该成为终点，而应该是一个新的科学传播的起点。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科研论文发表后只有经过传播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悉了解，否则相当一部分成果都无法发挥实际作用。每年有近万篇学术文章被发表，平均每篇文章只被不到10个人阅读过，其中82%的人文类学科的文章甚至一次都没有被引用过。从历史上来看，科研论文向科普的转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科学研究与科普曾经出现过分野或者“代沟”，而随着科学技术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公民的“必备”，而把科研论文向科普的转化则有助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牵涉科普能力的建设问题。
历史
科研与科普的分野
科学新闻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历史和这些媒体渠道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科学普及活动至少和科学一样久远。美国报刊第一次刊载“科学报道”是在年，而早期的科学家（也许称为“自然史学家”更恰当，因为“科学家”的英文单词是年英国学者惠威尔(WilliamWhewell)在他的《归纳科学哲学》一书中提出的新词）也在积极地将自己的成果向公众传播，比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的《关于托勒玫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及始于年的皇家学院周五讲座等。
在19世纪晚期，美国已经出现了几本科普杂志，其中比较优秀的包括《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和《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ScienceMonthly）。科学家们认为科普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了科学研究需要公众支持，并且欣然地利用那个时代的媒体渠道和公众分享他们开展科学探索的故事，因为“倘若科学力图发挥其作用，科学至少需要从更加广泛的公众群体中获得理解。”同时科学普及还有精神上的作用，“将知识体系限定在小圈子里，会削弱哲学的精神，最终导致精神的贫瘠。”
但是，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科学家的职业化，相伴而来的是科学的制度化；科学成为了有特定参与者、协定的规则和实践的活动，向“外人”进行科普就变得不受重视了；甚至有学界人士认为：面向普通人的写作有违他们肩上担负的“知识分子的使命”。
主要的科学协会甚至对冒险开展科普工作的科学家进行惩罚。年，担心会影响其即将到来的皇家学会会员提名的朗塞洛得·霍格本让他的同事海曼·利维装作是他的著作《大众数学》的作者；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研究美尼尔氏病——一种特发性内耳虚弱的疾病的美国科学家被拒绝成为某个受人尊重的学会会员，因为他在一份报纸中发表了他的研究的科普文章；该学会认为这篇文章是“不道德的广告”；年，美国科学院拒绝授予天文学家、无数公共场合的主角、被译成多种文字的20多本畅销书的作者、无数电视系列节目和好莱坞电影的主角卡尔萨根院士头衔，太多的同事对他孜孜不倦地传播科学新闻的活动嗤之以鼻……
学术研究成果被不遗余力地推向一个孤立保守的方向，给科学记者留下了机遇。科学新闻记者衔接起了科学与公众或社会。但是在二战以后，人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20世纪70年代早期，公众对环境的担忧引起了对科学的质疑，科学记者的作用开始转向对科学技术的批评和评论。虽然一些新闻报道颂扬科学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是讨论经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风险以及解决潜伏于科学家所知的或者应该知道的危险的报道变得更加普遍。年科学作家迪姆斯泰勒说道报纸强调的是事件的争议性方面，比如科学会议，因为“没人对化学有强烈的兴趣，但是每个人都喜欢争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记者不再将自己看作是科学的传教士，而是同审视着其他领域的同事一样，成为评论员和解说员。
上述种种原因，最终使得科研论文和科普之间出现了区分。
理念
科研中增加科普任务
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认为：每个人都需要理解科学——某些情况下，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将有助于其做出更好的专业决策。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要惠及社会与公众，同时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支持是科学研究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为了确保来自于公共部门和私人基金会的科研经费，向公众开展科学传播越来越成为趋势和任务。
目前，一些科技先行国家都有相关的*策趋势，确保科研成果能够及时地向公众进行交代。如今科研机构本身，比如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以及美国科促会，都要求其成员探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些机构还出台了传播指南，还有一些成立了新闻办公室或者聘用了从事传播的工作人员，提升各种类型的活动，包括具有教育功能的网站，纪录片，科学表演和研究中的志愿服务，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英国研究理事会等。还有一些,甚至组建了专业团队来致力于帮助科学家同普通公众进行交流，比如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此外，欧盟框架计划也通过两种途径来增进基础研究与科学传播的结合:设置独立的科学传播板块和在非科学传播项目中嵌入科学传播内容。
从国内来说，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机制也一直在探索和推进当中。几年前中国科协等机构就设立了相关的课题，专题研究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国外趋势、机制以及相关建议等。特别是新近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年）》也明确提出相关的要求。
从国外来看，相关的机构也把科研论文的科普转化作为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比如美国科促会的EurkAlert会向注册的科学记者发送优秀科研论文的“限时禁发”信息，以便科学记者能提前做一些功课，更好地做好科研成果的传播。此外各国科学媒介中心（特别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专门针对顶级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科研论文开展科普转化的工作。
前路
提高科普能力，打通传播链条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促进科研成果的科普化需要专业化的科学传播人才。不仅要有“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优秀科学家，同时也要有将科学家和公众衔接起来的科学传播“二传手”，如科学记者、科学编辑、科普作家。
当然，在将科研论文转化为科普文章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来看待科学传播，即重新审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往这种关系往往被看作是“水火不容”“障碍”“藩篱”“隔阂”或者“两种文化”，实际上理解科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一个婚姻，二者彼此需要，并且根据一个不成文的协议组合到一起。社会需要科学，并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和*治成功的驱动力，而科学赖以存在的资源、人才和自由则是由社会提供的。所以我们要改变科学与社会之间不融洽的关系，打通障碍，促进科学与社会的顺畅沟通，进而让科研论文的科普化能够落地生根，促进科普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科技新闻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媒体科学传播，国际科学传播趋势等。在《新闻记者》《科学学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等主流报刊发表多篇评论，参与编著科普图书多部。
本文刊登在《今日科苑》杂志年4月刊《评论》栏目。
《今日科苑》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国家级综合性、社会性科技期刊。致力于发挥老科技工作者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作用，搭建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科技工作者联系沟通的平台、老科技工作者向青年科技工作者传授做人做事做科研经验的平台、老科技工作者培养扶持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的平台。
投稿、转载或法律相关事宜请邮件联系
邮箱：kjxbjb
.